薄暮石秀才儒珍自宣镇至欲陪余登云泉山不果呼酒夜酌便用前韵赠之 其一

　　这诗作于1839年（农历己亥），是诗人的代表作品。是年，诗人辞官南归故里，后又北取眷属，就在往返途中创作了这一部堪称绝唱的大型七绝组诗。这组诗忆述见闻、回忆往事、抒发感慨，艺术地再现与反映了自己生平、思想、交游、宦迹、著述的丰富阅历，标志着诗人认识社会和批判现实的能力，在晚年已臻新的境界。时值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夜，诗中颇有感时忧国的力作。这首诗则表现诗人辞官的决心，报效国家的信念与使命，以及献身改革理想的崇高精神，语气乐观，形象生动，极富艺术魅力。

　　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自己逃出了令人桎梏的樊笼，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的愁绪就和回归的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广阔天涯。这两个画面相反相成，互为映衬，是诗人当日心境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人们常常喜欢用落日作为自然现象和象征韶光易逝的双重手法来显示相思之烈或别离之苦。“吟鞭东指即天涯”。“吟鞭”是指诗人的马鞭，“东指”点明了此行的目的地——故乡（浙江）。“即天涯”是说距离故乡还很远。马鞭举处，前面便是离京师越来越远的海角天涯。元人马致远的《天净沙》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龚自珍以“浩荡”修饰离愁，以“白日斜”烘托离愁，以“天涯”映衬离愁，这种多层次的描写方法和马致远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龚自珍的“吟鞭东指即天涯”没有直接说自己是“断肠人”而已。

　　按理说，龚自珍不满于死气沉沉的礼部衙门生活，毅然辞去礼部主事之职，准备回家乡杭州干一番事业，只身出都，有的只是对旧势力的决裂之感和憎恶之情，不应产生浩荡的离愁。唐诗人刘皂《旅次朔方》云：“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说由于迁谪到更远的地方，因此连客舍地也成为故乡了。不同之处在于，龚自珍虽说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但小时候在北京住过，又在礼部和其他机构做了十余年京官，京城早已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虽然龚自珍是主动要求辞职，但辞职的原因却是因为沉沦下僚，生活拮据，事出无奈，客观上是被迫离京出都。因此，“浩荡离愁”中，含有些许仕途蹭蹬，不为世用的感叹和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孤独感。兼之龚自珍当时与妓女灵箫关系十分密切，《己亥杂诗》十分之一的主题都与灵箫有关，其中一首说自己正堕入“红似相思绿似愁”的情场里，虽说灵箫并不在京师，但在这种情况下，与过去的生活告别，缠绵悱恻、依依不舍的“离愁”也就难排难遣。可见，龚自珍的“离愁”内涵是丰富、复杂和多方面的。

　　日暮的片片飞花，撩起诗人的离愁。事业未竟，岁月蹉跎，青春已逝，红日西沉，今番出都，也许不再回还，作为描摹落花的能手，诗人爱“探春”，更爱“送春”，爱花开，也许更爱看花落，他曾在《西郊落花歌》中说纷飞的海棠花是到人间飘泊逗留的奇龙怪凤，把大风中海棠纷谢的奇景比作“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观想尤神驰”，想像“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他对落花作过那么多美妙的比喻，而如今，诗人突然感到自己像一片飘飞的落花。辞别京都，诗人乘马车出都，一路情不能已，对着无边的落花，展开丰富的想像。官场的倾轧，沉重的氛围，窒息的人性，拮据的生活，诗人把自己的身世与落花完全融为一体。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笔锋一转，由抒发离别之情转入抒发报国之志。并反用陆游的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落红，本指脱离花枝的花，但是，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东西，即使化做春泥，也甘愿培育美丽的春花成长。不为独香，而为护花。表现诗人虽然脱离官场，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以此来表达他至死仍牵挂国家的一腔热情；充分表达诗人的壮怀，成为传世名句。

　　落花决不是无情的废物，诗人辞去礼部主事之职，正是为了到家乡主掌书院，聚徒讲学，把自己的学业和思想传给生徒，以变革的热情和未来的憧憬启迪他们，为国为民尽自己的最后一点力量。花落归根，化为春泥，正可以孕育新的春天，色彩、芬芳，正可以献给后之来者。诗人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规律中得到启发。大自然里花开花落，本来风雨由之，无感情可言，落红说不上是“有情物”还是“无情物”，只是诗人把自己的身世与落花完全结合起来，把感情移向落花，才使落花也具有人的感情，从而变成有情物。落花有情，表现在去酿造新的彩色的世界——“化作春泥更护花”。至此，诗人终于把飞花般纷乱的思绪捉住，从愁思中摆脱出来，带着时代的使命感，上升到一种庄严神圣的境界。“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飞花的独自，也是诗人与腐败的官场决裂，向黑暗的势力抗争的庄严而神圣的宣誓。为了国家和黎民百姓，为了似锦繁花，不惜献身化为春泥。

　　这首小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情感。龚自珍论诗曾说“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他自己的创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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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的主题为咏愁之曲，词人上片画人，下片写景，无一愁叹之词，却处处渗透着情愁的气息，字里行间让读者感同身受。

　　词的上片，词人勾勒出一位浅浅女子的哀婉伤春形象。在这里，词人没有直接描绘女子的容貌，而是以清朝贵族女子的平素所穿的湘裙和其纤纤腰身人手，从侧面展现出女子的姿态容貌，说明此女的俊秀与温柔。下句“独夜背纱笼，影著纤腰画”则交代了时间是晚上，春夜里女子一人在室，细看女子姿态，背靠着丝纱的灯罩，灯光勾勒出女子的纤腰，孤独一影，动静映衬，此画面静谧优美俨然一副思妇相。让人想入画探视，猜想女子为何人而愁，在这孤独的夜里一个人难诉愁情。上片几笔文字落在女子身上之物，而非景物描写，在于刻画女子形象，给读者以朦胧之女子容颜，清晰之愁情丝绪。此谓画人。

　　下片文笔重在写景，描写女子身边环境。景入眼眸的是沉香燃尽的一瞬，香烟袅袅升腾，然后弥散在空气中，犹如女子的愁丝飘散，烟已断，情不断。此处说明夜已深，女子还在孤独徘徊。鸳鸯瓦自成双。而女子却是形单影只。此处以双反衬单、以喜衬悲的效果油然而生。已是愁情极致，却还有“花骨冷宜香，小立樱桃下”的冷美景象。下片皆是景物描写，但是词人以花骨比喻女子，立于樱桃花下，静谧而清俗，因愁情而美丽动人。以景喻人，此谓写景。

　　整首诗在画面上，冷静优美，刻画人物形象上没有冗长的词句，寥寥数笔勾画出内涵丰富女子，笔法细腻。在环境的衬托与渲染上更是给形象增添了愁绪的内涵，让读者通过环境这一介质直通女子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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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是朱彝尊咏物词中最著名的一首。它题咏的是雁，说 得具体一点则是秋雁。全词字面，均扣住“雁”字来写：既有对群雁憩息时的静态描述，如“随意落平沙，巧排作、参差筝柱”，又有对雁 阵飞行时的动态勾勒，如“一绳云杪，看字字、悬针垂露”；既有形象的外观描写，如“渐欹斜、无力低飘”，也有逼真的心理刻画，如“惯 惊移莫定，应怯败荷疏雨”；既有一般的白描手法，如“回汀枉渚，也只恋、江南住”，还有曲折的典故运用，如“紫塞门孤，金河月冷” ……从而生动细致地描绘出了一幅大雁南飞的画图。而时当金秋，却是满眼的北风、冷月，孤门、败荷，疏雨，暮色，成群的大雁排 成不同的队形，在略作休息之后又疲倦地向南飞去，这里面充满着 苍凉悲凄的气氛。

　　然而，咏雁只是这首词的表层现象，作者的用意显然在于以雁 喻人，通过咏雁来表现自己的身世之悲。如同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云云所反映的 那样，他由于抗清失败，生 计艰难，在很长一段时期 内飘零四海，客游幕府，先后到过山西、山东、北京等 地。这种漫长的羁旅生 涯，加上时时要担心清廷 的追捕，不能不使他既感 到厌倦，又感到惊恐，梦想着能够回到自己江南的家 乡，过上安定的日子。正 因为如此，所以他看到秋 天南飞的大雁，心中产生 了强烈的共鸣，忍不住发出了“也只恋、江南住”的 慨叹；而大雁尚能南飞，人 却不能自主，有家难归，有 “恨”也不知道向谁倾诉 ! 难怪乎这样一首秋雁词会充满着如此悲凉的气氛。

　　更有可说者。朱彝尊的身世之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清改朝换代。因此，这首词在叙述秋雁南飞的背景时，也特地点出了是 “北风吹度”。这里的“北风”，以及下文的“紫塞”、“金河”，事实上都象征着来自北方的满清贵族势力。而与此相反，下面“也只恋、 江南住”的“江南”，则自然象征着明朝故国。词的结拍“写不了相思”云云，脱胎于南宋词人张炎的《解连环·孤雁》：“写不成书，只寄 得相思一点。”然而如今故国久已灭亡，连“相思”也“写不了”了，其感情显然更为沉痛。如果说这首词有更深层的寓意的话，那么就 在这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说此词“感慨身世，以凄切之情，发哀婉之调，既悲凉，又忠厚”，所谓“忠厚”，恐怕也就是由个人 进而想到家国吧。

　　纵观全词，它的主题思路由雁及人，又由人而推及故国沦亡的 背景，从而形成了一个近远浅深逐层递进的多层面体。这即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深化，又使作品产生出强烈的立体感，增加了作品 的艺术感染力。只是我们在阅读这类作品的时候，需要细心辨析它写的究竟是景耶情耶，抑或人耶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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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
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
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
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开头的“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似乎是写眼前景，——他们会饮的大明湖水亭外不也正有千余株杨柳，枝条低拂水际吗？但第四句的“江干”（长江边上）一词却暗示了此首所写仍是第一首所歌吟的“白下门”，诗人只是从眼前的景色联想到南京的杨柳罢了。

　　其下四句则曲折地显示南京的破败与荒凉。把“荷”与“镜”联系起来，出于梁代诗人江从简的《采莲词》：“持荷欲作镜，荷暗本无光。”寻是讽刺当时宰相何敬容的无能的，以“荷”影“何”。王士禛却只是利用“荷”与“镜”的这种关联，由“浦里青荷”想到了妇女用的镜子。“中妇”一词出于陈后主《三妇艳词》的“大妇上高楼，中妇荡莲舟，小妇独无事，……”是妯娌三人的中间一人，并不意味着她已经到了中年。诗题为“三妇艳”，这当然也是一位艳妇。

　　第四句则出于古乐府《黄竹子》：“江干黄竹子，堪作女儿箱。”所以，这两句是说，在南京，伴随着万千杨柳的，是可以使人想到年轻，漂亮的妇人所用镜子和少女箱子的青荷与黄竹。南京本是有许多美丽的女性的地方，她们也常见于诗人的歌咏；而今却只能由青荷而想象对镜的“中妇”，由黄竹而想象使用箱子的少女，却再也见不到那许多美艳的妇女了。

　　“隋堤”本指隋炀帝所开通的运河堤岸，在堤上筑有供其行幸所用的道路，路边植有很多柳树。这里借指南京杨柳众多的水边大道。第六句“不见琅琊大道王”下有王士禛自注：“借用乐府语。”“乐府”指古乐府《琅琊王歌》：“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阳春二三月，单衫绣裲裆。”此处以“琅琊大道王”借指穿着华美衣衫的贵家少年。总之，以前在南京经常看得到的艳丽妇女、贵游子弟，现在是再也看不到了；只有行将摇落的大片杨柳，伴随着青荷与黄竹，满目荒凉。

　　末两句则用唐代白居易《杨柳枝词》的典故。白居易的原诗是：“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永丰坊为唐代东都洛阳的坊里名，白居易曾寓居洛阳。又据孟启《本事诗》：“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即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国为《杨柳》之词以托意。”孟启听说是否可靠姑且不论，它在古代文人中却广泛流行。因此这两句是说：像过去那样的生长着娇嫩的杨柳——丰艳的青年女性——却令人深感青春的浪费、夭瘀的悲惨场所，现在也已成了值得羡慕的“风景地”，倘若有幸经过，就应“含情重问”。因为那里还有青春，虽然是悲凉的青春；而今却已压根儿没有青春了。——此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洛阳”实暗寓南京。洛阳为唐代的第二个首都，南京则为明代的第二个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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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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